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中。对着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几何，加强多少？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毒奶粉事件，引起多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当地政府部门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让“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但谣言一次次被证明是事实时，当地政府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这类“辟谣”手法只能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再联想到“西丰事件”后，县委书记张志国在上峰要求其辞职后依然占据那把交椅至今，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显幼稚。这些官员之所以在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因为舆论和民意，还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往往由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程序还不够透明，也缺乏刚性，很难保证公平公正。于是，一些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很大，和上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便有了偶然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还坐着官位。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似乎只有上级重视，舆论才有力量。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明清两代是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如果某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无所畏惧，对所谓的职业伦理道德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失职滥权官员的处理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

　　□十年砍柴(北京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