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央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以来，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300余件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市政府制定了190余项规章，深圳成为中国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深圳的法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举例来说，深圳市市长的权力，绝对小于许多内地城市市长的权力。如果说深圳还有先发优势，就是法治理念。”(据《人民日报》报道)与许多城市相比，深圳市已经成了现代大都市，因此深圳市市长需要处理的事务其实更多，面临的工作压力也更大。

　　但是，由于深圳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先立法后改革”的战略———现有的立法中，约有1/3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法律文化先行先试，1/3是根据特区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的必要变通、补充和细化。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治的系统能够“独立”履行越来越多的职能，也能“独立”承担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样，深圳市长的权力小了，同时他也变得更“轻松”了。

　　与此对应，许多城市的市长并不愿意削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成为一个“小权市长”。两年前北方某市实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政府把所属行政部门初步清理出的2084项权力公之于众，其中市长的公开权力被确定为93项。该市市长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多少？我只有93项权力吗？”他坦言“这个数字比原先预期的要低”。对于其他一些不那么开明的市长而言，要限权、削权该是何等困难。

　　一些市长对自己的权力不嫌其多，只恨其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管了大量不用管或不该管的事情，同时大量需要政府管的事情又没有管好，市长整天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但是很难忙到正点上。另外，在一些地方，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了地位和权威，意味着拥有了政治竞争的主动权，甚至意味着拥有了寻租的机会，同时，由于没有建立起以“权责对等”为核心的权力约束与责任追究制度。所以，在某些地方，市长也好，其他官员也好，无论自己有没有能力行使某项权力，也无论自己能不能为行使某项权力的结果承担责任，都总是倾向于先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再说。

　　在人治时代，官员追求更大更多的权力具有必然逻辑。

　　但是在法治时代，官员权力的大小、多寡应当依法设定，凡是未经法律授予的权力都不是合法权力，因此官员应当建立科学的权力观，正确认识法治与权力之关系。如果官员继续像商人追求财富那样以多多益善地拥有权力为快事，就很可能走入擅权、滥权、非法用权的误区。一个城市有一个“小权市长”，不是市长的耻辱，只能说明城市法治在进步。

　　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开放的最前沿”，而邻近的香港地区又在法治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期待深圳市可以在体制方面为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做出新的探索。(北京编辑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