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上周二到本周二，股指从最高点4335点急剧下跌到最低3404点，一周的时间下跌了近千点，市场恐慌气氛较为浓厚。但从目前来看，推动这两年我国股票市场上涨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经济仍高速发展，企业的盈利也大幅提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存在，社会流动性过剩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各种努力还在继续，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也仍在不断完善中。总之，这次的大跌，并没有改变股市的基本面，我国的经济增长能支撑股市长期向好。

　　前一阶段对股市的普遍看法是股市存在结构性非理性，即市场既存在市盈率较低的蓝筹股，也存在市盈率很高的绩差股。这应该是当前股市的一个现实，是一个较为准确的现象描述。但市场存在结构性非理性，是否意味着一定要采取结构性调控方式？

　　对此，一是应认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国股票市场目前这种结构性非理性，更多反映的是股市基本制度和设计的缺陷，而不仅仅是股民的非理性。在仅有主板市场，发行上市较为严格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是一种带有价值的壳资源，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各种资产注入、借壳等资产重组发生的概率相当大。即使是被退到三板市场的，也仍有起死回生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处于上升周期，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中，这些绩差股成为一张废纸的可能性很小，大涨的可能性却很大。与此相反，受制于目前指数设计的缺陷，加上有关部门对指数过快上涨的高度关注，大家对蓝筹股的上涨都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上涨空间不大。也就是说，当前的结构性非理性是有深刻的制度背景的，不是简单的股民投机。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改变这些制度扭曲可能比单纯的投资者教育更重要。或者说，调控应从“因”上入手，而不是仅仅在“果”处着手。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现有股票市场，进一步修改现有股指设计，是解决结构性非理性的根本之道。

　　二是不能简单用加成本的方法来抑制所谓的“投机”行为。首先，投资与投机不是可简单用蓝筹股、市盈率、换手率这些指标来区分的。机构投资者，甚至海外机构投资者并不等同于投资者，在市场基础制度设计不合理的情况下，他们的投机能力甚至更强。其次，资本市场从来都是与投机相伴而生的。在抑制投机的同时不能扼杀了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或者说，应该引导投机行为为我所用，而不是简单扼杀。如尽快推出真正的创业板，发展包括私募股权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次，税收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不能轻易作为调控手段使用，应针对更为长期的战略性目标。

　　近期曾有人将股市的繁荣与贫富差距扩大联系在一起，认为股票市场的发展加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对此，我们应该看到，一是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不小，但解决贫富差距的途径，不应是限制富人(其实参与股市的并不全是富人)赚钱，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更重要的是应为贫困人群致富创造条件。二是即使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剧了贫富差距，但相对其他产生贫富差距的渠道而言，这种方式还有可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的就业，进而缓解贫富差距的扩大。三是当前中国股市真正产生不可接受的贫富差距的，是那些内幕交易者、市场操纵者，尤其是那些“老鼠仓”。这是不公平的暴富，是产生股市不健康的毒瘤，是应该去掉的。显然，在开设“老鼠仓”方面有先天有利条件的群体也是应该直接接受投资者教育的。市场本身是最好的教育场所，如果市场仍存在大量的不规范行为，只会进一步引导广大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我国需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市场来教育投资者，而不是仅仅通过增加成本式的纸上谈兵。

　　总之，当前资本市场不发达，还无法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快规范市场，避免市场出现大起大落。(陈道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