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市场发展本身而言，从来也没好与坏的绝对标准，有的只是后人对其成功与否的总结性陈词。没有人对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重商主义提出异义，要求在英国土地上移植法国的重农主义；也没有人对17世纪的尼德兰金融市场发表高论，认为这种原始的借贷与期货方式杂乱无章。其原因就在于，受制于当时经济与技术条件、市场规模，英国与尼德兰只能发展出符合自身要求的独特的经济模式。

　　回过头来说目前的国内，有一个经济热点话题是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比较和质疑。本来，两个不同区域的经济模式并无比较之必要，只要温州人自己觉得合适，并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得到巨大的实惠，外人就无从置喙，也无权强行改变。官方数据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这种藏富于民的模式正是许多人孜孜以求却难得的，尤其值得珍惜。

　　由于其民间性与内生性，温州自下而上的经济模式天然与本土环境融合无间，因此生机勃勃。温州人不仅在打火机、眼镜等市场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例如在温州柳市镇已经形成高低压电器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如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形成的各种行业的商会等，是屈指可数的成熟的民间自律组织样式；而温州金融业不仅历尽劫波终不倒，还成为央行设定利率的重要参考指标。这说明货币的价值在此得到了最为精确的衡量。如此模式，既无滞胀之虞，也无结构性矛盾，称得起健康二字。

　　但对温州经济模式一直伴随着“低小散”的指责，对于习惯于大手笔的人而言，温州经济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但难以忍受就是改造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的理由吗？这种想法所透露出的霸道气息更令人难以接受，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经济模式如果不能契合本地土壤，再先进也会半途夭折。

　　不可否认，温州经济模式确实存在“低小散”的问题，这是温州的劳动力素质、民间金融的规模等制约因素作用而形成的，也有外界与体制阻击的原因。最明显的例证是，当温州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有了更高的要求。大约220万温州商人（占温州总人口近1/3）携带着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在中国乃至全球各个角落，为自己创造着财富，也为当地创造着GDP、税收和就业机会。这是温州资本突破地域与资源束缚的艰难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