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共有22家境外金融机构和国家电网、上海宝钢、长江电力等中资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入股了17家中国的商业银行,投资总额超过126亿美元。刘明康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国家财政就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埋单",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二是由于银行不会重蹈道德风险的覆辙,只能将引资改为引智,可以达成银行"最终目的是要‘花钱买机制’"、迅速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改革最终目标。

　　如果银行果真对政府注资无望且依市场规律行事,那就铲除了滋生道德风险的土壤。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这三步曲,目标是为了实现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成为核心。像刘明康先生所认为的,"股权多元化不仅从体制上消除了商业银行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而且在法理上排除了国家再度"输血"的可能,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也才能够实施"。

　　然而,股权多元化是否能从制度上切断国家的"输血"机制,建立和完善自身"造血"机制,我们需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尽管通过上市等手段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所有者是谁?对于四大国有银行来说,这一点非常明确,由于对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有严格的上限规定,果真循此规定,这些银行的主要所有者仍然没变。一旦有难,主人焉能袖手不理?

　　第二,这些国有银行占据我国金融市场份额的60%以上,千钧重担系于一身,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有严重影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有关部门即便不是为了拯救这些银行,就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也势必出手相救。

　　事实上,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14000亿元不良资产时,有关方面就曾经说过"下不为例",因为这些部门也意识到如果再次剥离,容易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不利于四大银行依靠自身努力进行改革。但随着改革路径的外向化,以及这些银行坏帐率的再次上升,有关部门只能改弦更张,再次予以注资。

　　刘明康先生所说的理论并不深奥,也能为市场人士所首肯,但问题在于,在市场转型这样复杂而关键的时刻,事实并不能追随理论而行。我国的上市公司都实行了股权多元化,仍面临着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实际上,不到位的产权保护很可能使产权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国内股市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与普通流通股的不同控制,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权成为不完全产权,股民已经无奈地习惯了不能行使股东所有权利的状况。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才寄希望于银行海外上市,近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出央企上市"先海外后国内"的路线,一条改革路径之所以能成为主流路线,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国内上市无法培育市场竞争力想必是重要理由。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理由对国家对银行是否能够真正切断那些或明或暗的输血管道,持审慎怀疑态度,外因毕竟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不变,过多指望外援,还冀望数利兼得,不是求实的态度。

　　一切有待于时间的检验,现在下"输血休止"的结论,未免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