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他并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很多时候,他都通过发表言论而非挥舞手中权杖的方式,来表达其政治和经济上的抱负。
曾有人形容“全世界都在倾听他的声音”。对于一位被认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官员而言,这也许近乎谄媚。但用它来描绘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倒也不失贴切之处。其中蕴藏的另一重含义是,在许多关注中国金融的人眼中,他的声音远较其行动更富有想象空间。
情况正是如此。与汇改前后如滔滔江水旷日持久的讨论相比,7月21日人民币汇率的小幅调整仅仅像一个点缀。升值预期得到暂时满足之后,就像跃过一道险滩的洪流,依然根据力学规律朝着既定的方向涌去。在此期间,他的每一次公开表态,都会令这股洪流或减缓,或洄漩,即使其中掺杂着细微的矛盾。比如,人们甚至忽略了就在汇改之前的一个多月,他还在暗示人民币不会很快升值。
周小川和他参与决策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就这样沿着一条怪异而合乎逻辑的轨道前行。
谁拖了谁的后腿?
他并非体会不到这种怪异。
今年3月28日,胡晓炼就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其后不久的一次外汇局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周小川对她说,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金融或外汇领域的危机,希望外汇局领导班子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中不拖后腿。
外汇体制拖经济后腿,已非一日。
一个最显然而又老掉牙的逻辑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力推动,大量外汇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甚至地下钱庄等各种渠道疯狂涌入。在原有的“固定”汇率和强行结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开动印钞机,以接下源源不断进来的美元,导致外汇占款飙升、通胀压力加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受到干扰。
2005年前三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已近8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回流,“借”给了美国政府和公众。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储蓄者”。
没有理由让贫穷的中国人将大把资金长期借给美国人。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每年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120亿美元。
没有人愿意蒙在鼓里。当鼓中人越来越少,指责声越来越多,中国央行行长身负的压力便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