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金融安全和该国外资银行所占份额并不必然相关。银行系统的监管是通过金融安全网的科学设计来解决，不是通过身份识别来完成

　　中国银行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会引起诸多金融安全的争议，加速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管制的步伐。说中行是幸运的，是因为它晚一些上市，可以汲取建行的许多有益经验，可以进一步选择上市时机和加强公司治理；说中行是不幸的，是因为所选择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简称RBS)并不像美洲银行那样，对中国的国有银行具有坚定的信念，同时淡马锡因为触动了管制的界限而被搁浅。

　　银监会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而淡马锡已分别持股民生银行和建行，如果再持股中行，就会超过两家的底线。

　　据说，对外资的这种限制是出于维护金融安全的考虑。

　　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是否必然涉及金融安全？这要从该举措的损益来加以判断。从好处上讲，战略投资者能够在银行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提供援助，同时还能够凭借其在海外资本市场上的号召力给予海外投资者信心，稳定其预期。

　　后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中行的困境之一就是RBS的股东对中行缺乏信心，从而反对该银行在中行持有过多的股份。这种变动不仅影响双方的战略合作，而且还会对未来中行的股价产生较大的负面效果。此时，如果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调整方案，那么就有可能加以补救。

　　可惜，淡马锡挑动了某些人的神经，RBS的冷淡和淡马锡的热情都成了金融安全问题的添加剂。一些人对金融安全的过分关注不仅不能给我们的金融系统带来安全，反而把中行推到一个雪上加霜的境地。

　　中行估计想不通，引入战略投资者怎么就危及金融安全了？在战略投资者只能扮演小股东的角色的前提下，如果说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那么就是银行本身顾虑的同业竞争问题。同行进入自己的董事会，必然会了解到自己的各种商业信息。出于这种考虑，建行和中行等都不选择打算在中国拓展业务的银行。如果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战略投资者入股两家和三家有何本质差别？RBS等不存在这个问题，淡马锡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更不用说了。

　　小孩子在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经常把头埋起来，自己看不到了，就以为别人也看不到，殊不知身子还露在外面呢。大人每每在这个时候都非常开心。但小孩子的天真换到大人身上，就是十足的“鸵鸟”，是幼稚和愚钝的表现。按照“鸵鸟们”的想法，只要把金融系统有选择地封闭起来，就不会有金融风险。

　　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正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国有银行产生了数千亿的坏账。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别的国家，就会发现一国的金融安全和该国外资银行所占份额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

　　银行系统的监管是通过金融安全网的科学设计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身份识别完成的。我们对外资银行的恐惧，就如同对民营银行的恐惧一样，喜欢从身份的角度来识别金融风险。

　　“鸵鸟们”的最大特点，是把非国有身份的金融机构打扮成一个可怕的狼外婆，而对金融系统开放的好处视而不见。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进步，这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没有理由认为银行业是个例外。

　　对金融机构身份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金融安全，不如说是为了本位利益的安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Kroszner教授在研究美国银行业管制变迁时发现，正是利益集团决定了银行业的管制模式。即银行管制部门推行各种管制措施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身份和金融安全无关，但一定和管制部门的本位利益密切相关。因为银行业的开放和竞争总是伴随着制度的规范，拒绝各种行政干预，相应也就拒绝了权力及其吸附的租金。因此，总是有人祭起金融安全的大旗，借以维护身份管制的合法性。如同现在有些人把城市安全归咎于农民工，借以维护户口制度及其背后的本位利益一样。

　　伴随着金融开放的大趋势，国有银行这些襁褓中的孩子，本来试图借助于战略投资者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公信力，却因为各种制约丧失了太多机会。对中国银行来说，未来尤其艰难。

　　RBS的股份削减已经动摇了市场信心，如果淡马锡因为身份管制而出局，那么就会进一步导致市场对其未来前景的低估，进而可能影响到投资者对国有银行的整体低估。

　　可以预见，如果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改变现有的管制规则，那么国有银行改革可能收益锐减，这反而不利于国有银行未来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