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是完美的。自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浮动汇率而引发的全球地区性局部金融危机时有发生，有些还较严重。尽管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地区性的局部金融危机并未演化成类似1929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新型金融工具急剧扩张，金融危机的频度以及潜在的危险性却在不断提升中。

　　因为这种与全球化相生相伴的弊端而否定全球化大方向的正确是愚蠢和徒劳的想法。因此，新千年中人类更为需要深入反思的应该是，为什么国际组织官僚们经常处于被攻击的境地？昔日平静的会议上那些平常的技术官僚所讨论的诸如贸易配额或优惠贷款等世俗话题为什么会引来激烈的街头纷乱和示威游行？对于全球化是柄双刃剑的认识为什么换不来相应趋利避害机制的不断完善？

　　旨在推进全球协商合作的国际组织失败的原因，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就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很多决策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

　　这的确是这个世界的实情。在国与国之间，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之间日益表现出发展上的脱节并不断导致合作的失败以及摩擦的加剧。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社会正义与休戚与共仍然被限制在一国边界之内。

　　近期在中国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所透露出的积极信号，首先在于与会方开始试着摒弃无休无止的争执与自行其是。譬如说，美方承诺减少财政赤字以增加国内储蓄。尽管由于飓风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会导致预算赤字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但是从中期和长期来看，随着财政纪律的加强和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财政赤字会逐步减少。中方承诺努力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均衡发展。中方表示要通过鼓励国内消费逐步实现储蓄和投资的协调。中方还表示要加强市场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的作用，使汇率更具弹性。双方均同意，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国的主权行为，但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双方再次强调，汇率无序剧烈波动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基本态度上的良性互动才能为下一步构建更为稳固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提供前提。如前所述，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但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技术上的难题层出不穷，以至许多经典理论不断遭到颠覆。即使在对美国如此之高的双赤字如何认识等显要问题上，尽管多数人认为这样高的水平早晚会出事，但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事实上，也正因为此类重大但又很难一概而论的问题的存在，才更显出交流协作之重要以及平等互利之不可或缺。

　　而在这一点上，可资作为现成的反例的是，一度大行其道并为西方国家幻想为普世之道的“华盛顿共识”，很难说构成其支柱的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尽属荒唐，但它漠视各国国情并一厢情愿加诸他人的粗暴做法，最终导致了一连串失败的案例以及主权国家对于选择的自由的更加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