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推动下，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渐进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金融业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国内金融市场所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大。在新的形势下，正确认识中国金融全球化，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在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研讨会上，国内外20多位专家学者就此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探讨。

　　对风险认识再认识，对改革再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金融理论研究的滞后，已不能完全解释和指导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大家达成如下共识：我们需要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再认识；我们选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正确路径，就需要创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金融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金融改革再改革，才能走对路。
　　来自中国银监会的尹龙处长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风险不断增加，金融风险的相关性如果用指数来表示，呈现上升的趋势。今年百万元以上的金融案件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二倍，表明操作风险增大。尹龙认为，非对称性在当今中国的金融业表现得很明显，非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宏观方面，理论的发散性与改革的单一性存在矛盾；二是体制方面，银行负债出了问题，由央行即中央政府负责，企业负债出了问题，由地方政府负责，政府实行地方保护，很多案件胜诉了却执行不了；三是微观主体方面，激励机制不对称，市场激励和官场激励存在矛盾。市场激励追求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润的最大化，而官场激励追求最短时间政绩的显著化和掌控资源规模的最大化。
　　尹龙说，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改革。有些所谓改革对于风险控制到底有多大帮助，这个问题值得商榷。过去改革是用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明显是个矛盾。我们应考虑能否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推动。对于风险管理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银行已经由过去经营货币和信用转变为经营风险，因此需要对风险认识再认识，不仅要控制风险，更要科学的配置风险。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锡良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转型尚未完成之前，金融市场将始终处于高风险时期。中国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均未完善，因此短期内风险是不可降低的，况且金融机构本来就是和风险打交道，可以防范，但不可能消除风险。
　　刘锡良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在风险防范中注意的。一是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问题；二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与风险转嫁间的矛盾。他强调，要从企业的资本结构看风险。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在高负债下运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微观经济主体风险高。如果资金链条断裂，必然会扰乱有序的经济生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融资而不重视股权融资，导致银行信贷资产大幅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二倍以上，这直接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大。一般而言，MS／GDP＝1，很少有国家高于1．5，而我国高达1．9，居世界最高，而这一情况还可能继续恶化。企业资本严重短缺问题一天不解决，金融风险就不能真正得到防范。

　　对公共产品的滥用会导致系统风险

　　人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周晓强认为，要从金融控股公司、道德风险与房地产这三个方面关注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资本运作，控制几家甚至十几家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极大。2003年“德隆”的崩塌，给企业界、银行界以及股市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些涉足其中的银行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事实上金融控股公司的运作机制不规范，高负债营运，资金链条复杂而脆弱，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透明度低，风险传导等特征，这都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在有关金融风险的讨论中一再被提及。周晓强认为，社会安全网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它的滥用会导致道德风险。一些政府部门绕过有关法规限制，对企业进行隐形财政担保，以及关系融资的大量存在，都加大了道德风险。
　　房地产泡沫也是引发金融风险的导火索之一。如果房地产的开发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就容易形成经济泡沫。目前我国房地产的开发主要由投机和信用支撑，如果开发商和投机者失败，一路传递下去会导致银行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周晓强提出了几点建议：一要完善金融体制建设，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问题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二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特别是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三要推动政府转型，变经济型政府为社会服务型政府；四要加强金融微观主体的产权化改革，市场在对境外资本开放的同时也应对民营资本开放；五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控股公司应当纳入监管范围，金融体系以外的信用也应进行监管。
　　金融市场目前面临的风险有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方面，主要是金融产品的价格风险，也就是利率和汇率。2005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发表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要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面对央行的政策调整，我国的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应对？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泽荣提出，商业银行应该被授予适当的利率定价权。商业银行利率的定价涉及到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利益与风险的权衡，这是一个博弈问题。在汇率方面，何泽荣认为，我国金融市场受国际金融市场制约，而国际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又受美联储的影响。现在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国内外存在很大分歧，例如，目前国内外利率差异过大，引发资本市场上的套利行为，进而引起资本外流和热钱流入这两股相互对应的资金流。到底人民币该不该升值，首先我们应该研究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怎样形成的。有专家认为，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至少低估了30％，而据华尔街的测算，认为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那么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究竟是什么，人民币汇率应该如何决定，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商业银行防范风险需要制度创新

　　伴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扩张，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邱兆祥提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没有及时的随经营扩大而补充资本金，使得银行发展与资本总额脱节。股份制商业银行虽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转变经营理念，由过去的以资产规模增长为中心调整为以提高资产收益率为中心，但由于资本结构过于单一、赢利能力较低，还是无法核销呆坏账。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邱兆祥认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发展区域性、地方性的市场，以优质的服务求得生存与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注重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健全内控机制，抑制金融腐败，特别注意防范道德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大。这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新巴塞尔协议》推行的是全面风险管理，既包括信用风险，还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尹尤宪就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的管理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有效地管理市场风险，就须有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看，基本建立了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的风险管理决策系统，风险管理的监督系统基本上是以稽核委员会为主，风险管理的实施部门以授信部门和风险资产管理部为主。但现行的风险管理框架基本仍延续了对信贷风险的控制模式，市场风险管理部门组织结构不完善，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相对于国际上对现代金融机构内控体制的要求，我国还显得比较落后。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同国际接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具体特点，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核心功能是要确定合理的市场风险管理战略，为市场风险管理战略的有效实施建立高效完整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该体系应包括明确的市场风险管理目标，职责明晰的组织体系，涵盖市场风险识别、测量、监控和报告等内容的管理功能，对市场风险管理进行检查和监督的信息反馈功能。
　　资本充足率不足是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官学清对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提高资本质量；二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三是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四是吸引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注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总经理罗元福提出，防范资产风险一般通过套期保值、保险和分散化来进行风险管理，优化风险结构。这就需要强化全部资产的风险管理。首先要树立对全部资产风险管理的观念，不仅要加强信贷资产的管理，更要加强非信贷资产的清理和表外资产的管理，保持合理的备付金及债券投资比例，保持债券资产利率、期限结构合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收益，减少固定资产及抵贷资产占用，同时注意防范银行承兑汇票风险。其次，要把握贷款的增长速度，防范贷款快速增长的风险，关键要调整结构，优化资产。第三要加快抵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的处理进度，最后要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和利润增长点。
　　此次研讨会上，中国银监会四川银监局副局长程铿就监管理念的转变、英国杜伦大学教授RobertWatson就零售金融业风险管理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