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贸易争端”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成为中美、中欧之间经济较量的两个关键词。并且，这两个问题互相交织、撕扯在一起。6月11日，中国与欧盟双方经过长达10小时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欧盟放弃对中国两种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从而暂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升级的贸易战。

    回顾整个事件戏剧性的一幕又一幕，耐人寻味。与之同样有戏剧性、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

    6月7日，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办的“2005国际货币会议中央行长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日本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就人民币升值问题交换了彼此看法。此时的气氛已不似前段时间那样剑拔弩张。

    在这一片沸沸扬扬、吵吵嚷嚷中，哪些声音在说话？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纺织品贸易争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政客：

    找到“最好的替罪羊”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中美贸易迅速发展，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2.8％扩大到2003年的21.1％，随之而来的是敏感的贸易顺差、逆差问题。

    近两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根据中国的数据大约是200多亿美元，而按美国的算法则有1500亿至1800亿美元。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相关产品生产商利益受损，相关行业就业机会减少，而议员为了表明自己关心选民利益，必须采取行动来纠正贸易偏差，以保障选民利益。这种行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利用WTO规则，针对某些类别的商品实施特保措施，例如近期对我国的三类纺织品征收额外关税；另一种就是想方设法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特保措施只能针对部分商品实施，对总体平衡只起到一部分作用，而人民币升值的话，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价格都将上升，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减少，而美国商品出口增加，看上去是纠正贸易偏差最好的措施。因此国会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解决这一问题。

    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议员舒默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要求人民币在6个月内升值，否则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27.5%的惩罚性关税。5月18日，布什政府拒绝了美国国会和商界提出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要求，但布什再次敦促中国尽快允许人民币升值。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除非中国在6个月内对人民币进行重估，否则将被视为操纵汇率的贸易伙伴。5月23日，美国财政部又进一步曲线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想防止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立法措施出台，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至少10%。同一天，特里谢在向欧盟经济及货币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单独提及中国，以直率的语气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兑欧元和美元升值，并称“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对于美国国会来说，它只是提出要求，并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可行。只要选民觉得国会是在为他们服务、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会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不会站到国会的对立面上，因为政府提出的政策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政府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政府也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表明自己是重视国会所提出的要求的。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5月18日美国财政部要挟人民币在6个月内升值，继而又为加速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专门指派中国特使，5月23日又声称如果想防止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立法措施出台，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至少10%。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陈志敏教授指出，政客们其实只是在为美国自身的问题寻找“替罪羊”，将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他们大声咋呼本身就已达到目的，“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也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就是美国政客们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币升值是一只最好的“替罪羊”。

    但是美国的这一预期是否能够实现，也要看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所有出口产品的价格都上升，竞争力下降，而所有进口产品都更便宜，将对我国制造业、汽车业、农业等诸多行业造成重大影响。以农业为例，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农产品更贵，进口农产品更便宜，国外的人更少买我们的农产品，国内的人更多地买国外的农产品，这将直接使农民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农民增收问题进一步凸显。类似的问题不仅止于此，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考虑人民币升值，必须首先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如何补偿会因人民币升值而利益受损的某些社会群体、机构或地区。只有在人民币升值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能够承受、能够有办法消化，并且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能够控制的情况下，人民币才可能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