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昨日(12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话，整体调整水平不应太大，大约有3至5个百分点。刚开始调整不会超过3%，以后逐步放宽调整的区间，但是“汇率水平的变动，一定是要与汇率机制的形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改革汇率机制的时机，哈继铭认为最佳时机是在外汇市场比较平静、远期和即期市场汇率差别不大之时。其次才是在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的时候进行调整。如果处在最佳时机改革，就不要求汇率最初的升值，只是放宽浮动区间。但在哈继铭看来，“如何确定初始升值幅度”是按第二种情况调整的关键所在。

　　“在缺乏有效的外汇期货市场作用的情况下，无法确定适当的升值幅度。如果升值压力来自于经常账户的失衡，也许可以通过对进出口汇率弹性的测算，来估计合理的升值幅度。但中国经常账户基本平衡，升值压力源于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本身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还特别强调，“升值幅度不能简单参照NDF汇率，它不仅交易量小，而且交易主体的代表性不够。”

　　因此，哈继铭表示增加汇率灵活性，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应首先大幅升值，盲目升值可能面临的风险是要么力度太小，要么矫枉过正。人民币汇率的升降应当由市场决定。

　　“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汇率的趋势性变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汇率的大起大落。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将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波动降到最低点？”

　　在迈向由市场决定的路径中，哈继铭认为有两个步骤将决定人民币的最初升值幅度和波动范围，也是市场最为关心的——“一是选择适当时机，参考回购汇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决定的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来确定‘基准汇率’，然后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逐步调整‘基准汇率’；二是确定基准汇率的浮动区间，例如，起初可将浮动区间设定在±3%之内。”

　　哈继铭并未预测以上步骤的时间表，“与其盲目猜测其执行的时间表，不如密切地关注必要准备工作的进程。这些准备工作将包括外汇及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他直言，“即使有人事先碰巧蒙对了，政府也可能故意把日子错开，任何盲目猜测都是徒劳，充其量只能造成市场的暂时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