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搜狐财经频道独家发起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已经波及整个中国理论界与传媒界。伴随着这场讨论的深入，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碰撞正在孕育着国企改革的大智慧。各界学者在讨论中求大同，亦存大异。针对国企改革海派经济学家程恩富近期表达了他的一些观点，以下是程恩富教授2005年4月1日在上海市图书馆的讲演内容。

　　今天非常高兴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尖端问题——产权改革，即刚才复旦大学洪远朋教授所讲的利益问题的核心，这是中国当前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协调的总根源之一。

　　在郎咸平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他讲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不少学者和官员人是反对他的观点的。但因为他是“海归派”，所以媒体就愿意报道，于是就成了中国去年主要的社会热点。其实，郎咸平教授所讲的三个案例，我们没有去深究，因为类似案例到处都是。他的案例引发了争论，于是大家开始探讨为什么会普遍地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改革的方向应如何——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后来，讨论变成了对立的两种意见，在利益问题上，中间派还是比较少的。

　　一、“反郎派”的主要观点

　　最近，有一份关于郎咸平观点争论的文摘，从中我们看到一些主要人物的观点。其中，“反郎派”有这样一些说法：1、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认为，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对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等这些意识形态的障碍不破除，什么问题都做不下去。国家国资委有的官员指出，如果郎咸平不能对国有资产流失给出解决方案，就难辞其咎。

　　2、张维迎和国家国资委的张文魁认为，郎咸平演讲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只是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张维迎还认为，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3、吴敬琏对郎咸平提出的立即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表示反对，也不赞成郎咸平认为的国有企业境况不错。其实，郎咸平并没有说要停止国有企业改制，而是要停止目前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做法，本质上是停止国有企业“大送大卖”，没有如何人说过要停止国企改制的，这是吴敬琏给他的一顶“帽子”。

　　4、樊刚认为，如果变卖国有资产并不是私有化，而是资产形态转换，变成了现金和非经营性的资产。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流行是比较广的，但我认为是错误的。打个比方，某人把自己价值100万的房产卖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把房子卖了，而是把房子从实物形式换成了货币形式，可见，这是不对的。我们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公有资产要占主体，即公有的经营性资产要在量上和质上占优势，“十五大”报告中很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

　　5、清华大学的魏杰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夏天里的冰棍，不送掉的话就融化了。但我认为，冰棍在冰箱中（即好的体制下）是不会化的。

　　6、樊钢认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指出，未来国有企业在数量上还要有相当规模的战略退出。

　　二、“挺朗派”的主要观点

　　支持郎咸平教授的观点我也来选取一些，并略加评论。1、清华大学的“海归派”崔之元认为，很多人把郎咸平提出的“停止MBO改革”等同于停止国企改革，这是扣了一顶大帽子。对于张文魁认为的国有资产减让的主要形式是协议转让，并且83％转给了非国有经济和外国企业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而崔之元则认为，国有土地不能再以协议的形式转让，那么国有股为什么却可以呢？在座各位知道，改革以来有几次腐败高潮，很多干部被拖下水了，原因之一就是采纳了私有化派的主张。比如土地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家的张薰华老教授早就指出，土地应该通过市场招标，可是现实中是大搞协议批租，结果导致几十万干部腐败。所以，一般我不批评腐败的干部的，因为他们身处一个腐败的环境。我不理解的是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某些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误导政府。国有股也通过协议转让给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又会导致一次大规模的腐败，现在已经开始了。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认为，要实行暂停、立法、改革三步曲。

　　2、有报道引用了我们的观点：“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首都经贸大学丁冰、中国社科院左大培等十位经济学家发表学术声明指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方向，就会步原苏东国家的后尘，葬送党和人民半个多世纪来的全部经济成果。我们需要力避前苏东国家‘股大卖小’的特殊私有化道路，更不能鼓励主要通过国企内部管理层收购，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国有企业是全民共同形成并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成分，也是历次国家宏观调控迅速产生效力的所有制基础，应予以特别的扶植，促其加快发展，而不能采取‘国退私进’的政策。”这是最早刊发在搜狐财经上的，9月16日又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后来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报》在10月底进行了全报道。

　　4、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其他学科教授的共同关注和凡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所长房宁认为，郎咸平观点的背后是社会情绪，不应该被忽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邵道生认为，一些与既得利益集团密切相关的人不去企业基础调查，只是在大谈不合实际的洋理论，以影响高层决策，这是非常危险的。

　　华东师大王晓明先于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资产，任意处置是极不合理的。

　　南开大学哲学系韩强认为，一味宣传民营化，认为卖国有企业就是产权改革和大方向是片面的，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三、绝大多数人民都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大卖大送

　　应当看到，在支持郎咸平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式大卖大送公共财产的学者中，不仅有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刚才提到的崔之元，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的文章，不赞成资产阶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我读过的，一共20000多字。再如，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辉认为，对盈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私有化，实行MBO是不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搞私有化像中国这样的，把全中国人民的资产主要送给现在一些在位的企业负责人。

　　在座各位都知道，国有资产是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我们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在过去经历了长期的低工资，农民也为此作出了牺牲，目标都是为了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使得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够快速上升。现在要分国有资产就要涉及到一个公正的问题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处理好这点。上个月，上海市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现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的一位同志约我谈了一次，他说，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他当初在组织部的时候，主管30多家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的干部，有一阵子突然刮起一个强大的讯号：国有企业赶快卖、赶快送，彻底卖、彻底送。他还说有一次，上海有个区搞国企改制，一家企业原本有资产7－8千万，结果评估下来只有1－2千万。这就是社会上通常所说的“空手套白狼”，而且遍地都是。这位领导同志有良心和责任感，就说这样的改制不合理，一是评估价格实在太低；二是企业负责人等于没花钱就得到了企业的产权。但是，别人就说，以后这样的企业改制就不要再告诉这位副部长了。

　　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的扬帆教授也指出，不能把管理问题简单地归咎所有制问题，纳入私有化万能的轨道，对经营不善的经理不但不惩处，而且还要把股份送给他，这是极不正常的。前两天，我看了一份东北的报纸，上面报道，吉林省准备实行把将国企搞亏损的负责人撤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早该实行了，而报纸却把这当成新闻来报道。

　　90高龄的、原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马宾上书中央，报告名为《为保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希望中央立即停止MBO，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总结国有和集体经济的改革状况。在马宾之前，左大培、杨帆、韩德强三人在去年8月底就上书全国人大，希望人大干涉国企改革的非法现象。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的42位学者曾经在9月初左右在搜狐财经发表研讨声明，接着，以北京大学法学博导巩献田为首的北京185位法学学者联名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吴邦国委员长，希望停止目前严重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改制，深入调查研究，重新讨论改革事务。

　　网民的反映如何？截止去年9月20日21：47，搜狐网财经频道的“如何看待郎咸平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支持郎咸平的占85.77%，认为郎咸平一针见血的分析可能会招致报复的占9.55%，认为国资流失于我无关的占4.67%，可见，九成的网民是支持郎咸平的，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广大以中青年为主的网民的态度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我们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应考虑这个意见。

　　国家国资委在争论中布置各省自查，调查结果未公开，但没有一个省市承认自己在国有资产流失方面有严重问题的。9月下旬，中宣部等请国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国企改制问题作讲演，大致意思为，大型国有企业不卖，国有中小企业继续探索施行改制和出售。10月8日，上海社科院请我去作讲演时，我当着国资委法规司一位副司长的面说，“李荣融主任的说法不是事实”，因为各个省在前几年分别制定了严格的条例，把中小国企“送给”在岗位的企业负责人，现在已经60～80％的已经“送”了，而他还在说“继续探索试行”，其实早就大范围实施了。

　　最近，我看到胡鞍钢在《人民日报》内参上的一篇文章，认为1995年前的改制对工人来说基本还是“双赢”的，1995年以后，尤其是1997年后的改制是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导致工人大规模下岗，于是他指出，建设和谐社会就要纠正这个问题。上海的《学术月刊》和《文汇报》等评出的2004年十大学术热点中也有关于郎咸平的争论，当时的20多位由主要文科教授构成的评委一致认为，这个热点才是真正的学术热点，由学者提出，再在学术界讨论，最后波及开去。

　　在整个争论过程，学术界、政界大致分为支持与不支持郎咸平两种意见。前几个月，我在深圳大学开会，和证监会原主席刘鸿儒一起在主席台就座。他后来在吃饭时说，这次开会他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上海财大不仅对会计学有研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也深有研究”。他对我说，“你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是赞成的，不过你支持郎咸平，这点我们是有分歧的。”当时，我还碰到了一个国务院正厅级的干部，我问他官方对郎咸平是什么态度，他认为郎咸平是极左的。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大量的经济学“海归派”中只有郎咸平和北大的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呢？我发现，这两个人都在台湾的大学正规接受过“三民主义”教育的，“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有个“抑止私人大资本”的核心理论和政策，主张大资本应当是国有的。台湾的学校有一门必修课，名为“国父思想”，相当于我们的邓小平理论，认为国有大企业是可以搞好的。

　　2002年2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郊宾馆召集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改革思路，上海市委指定我汇报国企改革问题。我当时在发言中临时插了一段话，提出十六大应该搞清邓小平理论和“三民主义”的区别，即邓小平理论强调公有制必须占主体，而“三民主义”没有这个观点。我的潜台词就是，改革的结果不要把邓小平理论变成了“三民主义”，甚至还不如“三民主义”。我最近去北京开会，听说黑龙江省的领导已经宣布，要把所有的大型国企一起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即跨国公司，这就是所谓的“靓女先嫁”。

　　四、国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实现高效结合

　　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应当继续推行实质性改革；另一派主张民营化即私有化。国家国资委的赵晓等不少人基本上倾向于后者。所以，现在争论依旧在持续，也不断有人为此写信给中央。但我认为，最高领导可能不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忠臣的意见难以听到，而且忠言逆耳，听到的是某些“奸臣”的声音，于是在下面实践中和社会上就产生了不和谐。按照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私有化程度越高，社会就越不和谐。我与朗咸平的观点不谋而合：现在推行的所谓MBO的管理层内部收购，在全世界都不是主流，国有大中小企业都不能这样乱改、乱搞！把国有企业改制成非国有企业，在全世界都叫非国有化或私有化措施，怎么到了中国就叫“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呢？连词义都不通。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占主体下的市场经济。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操作失误，又用失误来否定“公有制高绩效论”。产权改革和企业管理是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产权改革后企业就搞好了。企业管理和产权问题都是重要的，关键在于要施行党政问责制，特别是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要实行问责制，采用引咎辞职的制度。中央要像抓“非典”那样抓国企改革，那么这项工作肯定可以搞好。改革以来，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政策，组织和干部政策严重有问题。国资委法规司的同志上次带来一篇文章，我逐条进行评论，其中有一条是“国资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是8万、10万、12万。”我当时就指出，如果把企业搞亏了，还是这个标准吗？把国资搞亏损了，给2万维持基本生活就已经很好了。北京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去是好人掌权没搞好，现在有的政府部门是笨蛋掌权，接着选了一个坏蛋来经营国有企业，这样怎么可能搞的好国有企业呢？！要立即实行市场化招聘国资委干部、企业主要代理人和经营者，并尽快推广个人财产风险抵押制，政资分离，企业内部要严格推行行政一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现在有些人有意把国有企业弄亏损，然后就可以顺利成为个人的企业了。去年5月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时，就借回答中央领导提出的信仰问题时谈了五点，从政治到经济各个方面，其中在说到国企改革时我是这样说的，从存在决定意识，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不少地区大卖公有企业，再过几年，私有制企业所占比重将过半，从而进入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认为，可能再过几年，我们会走上苏东已经实现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上海社科报》发了我的讲话，《求是》内参总编觉得不错，让我把文章再充实一下，我把五个现象变成了七个深层原因，措辞比较重。《求是》内参加了编者按，直接报送给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不少改革的新措施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