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东方高圣酝酿已久的基础研究的发端。作为一个投资顾问公司，东方高圣为什么要从事这种看似非其所专领域的工作？的确，证券资产定价、投资组合、融资模式、交易设计、风险管理乃至客户公关，可能是一家投资银行更应该琢磨的事。那么，东方高圣为什么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这样一种艰苦而又可能效用不彰的劳动中去呢？

　　答案是：这可能是本土投资银行从游击队转向正规军的必由之路。遍观世界级投资银行的成长历程，他们走向正规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针对某种经济现象，推出切实可行的金融解决方案。如摩根赖以起家的政府债务的证券化解决方案，美林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解决方案，以及迈克尔·米尔肯针对管理层收购资金来源的垃圾债券解决方案等。这些创造金融解决方案的能力根植于对各种经济现象的深刻认识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银行必须是一个创新型企业：必须在金融产品从理论诞生到产品化再到商品化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基础性研究确实有助于发现和把握金融创新的商业机会。

　　那么，在目前的中国，最大的金融创新机会在哪里呢？毫无疑问，这种机会必然与经济转轨中的各类企业的出路有关。就在本书将付梓时，中国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关于企业改革思路的大辩论。我们无意卷入纯学术的争论之中去，同样，辨识道德伦理亦非我们所长。但是，作为一本探索商业机会的书，我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说，就是为中国已经和即将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摇旗呐喊。我们无需隐藏这一立场。毕竟，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同样肯定的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执掌的管理型企业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脊梁。

　　我们不想再重复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管理型企业的定义，但在现今的中国，这三个定义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首先要做的是剥下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荣誉光环，他们是一帮实实在在地“为稻粱谋”的利益群体。既“为稻粱谋”，必有丰欠贫腴之分。

　　换句话说，是不是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与经营上的得失成败没有必然联系，阿尔弗雷德·斯隆带领通用汽车走上汽车工业巅峰，因此被誉为上世纪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埃克斯（郭士纳的前任）因49.7亿美元的经营亏损被IBM董事会解职，他当然也是职业经理人。

　　同样，管理型企业也绝不是一种荣誉称号，而是资本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的密集程度时，所需要的一种工商业组织模式。

　　由此，我们呼唤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绝非呼唤个人英雄式的救赎。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诞生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不是来自于上天的恩赐，而照搬发达国家的经济机制也只能是缘木求鱼。本土管理型企业只能是在中国国情下，各种利益群体不断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正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国爆发的管理革命，实业家、金融家、投机家和职业经理人围绕着企业控制权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夺，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经理人全面接管了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力。

　　如何理解管理型企业的意义，以及如何推动管理型企业诞生，学习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但是，作为一家本土投资银行，我们更关心的是针对中国管理型企业的金融解决方案，具体地说，就是谁（什么样的资本所有者）、何时（在企业发展的哪个阶段）、如何（实现管理控制的方式以及对管理人员信托责任的界定）通过“防范的合作”，到达管理型企业这个里程碑式的阶段。为此，东方高圣基础研究小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定位于本土处于临界状态的企业剖析，力图发现构造管理型企业的一般性金融解决方案，这既是《路线》的延伸，也是以研究带动投资银行业务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