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田东彦1967年进入日本财务省工作，随后被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黑田主导了金额达300亿美元的“宫泽计划”(MiyazawaInitiative)，该计划是在日本政府为应对亚洲经济在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制定的。

　　此外，他还推动了著名的《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这是亚洲国家为维护汇率稳定、避免新的金融危机而签署的一系列双边的货币互换(MonetarySwap)协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黑田曾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希望通过区域性的机构协调亚洲各国的货币政策。但该设想因为过于突出日元的主导地位，引起其他国家不满，随后弱化成较低层次的互助框架。

　　黑田东彦2003年从日本财务省退休后，被任命为日本首相的内阁特别顾问，提供国际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他是著名的货币政策专家，在该领域著述颇丰。

　　在当前欧元崛起、美元走弱的背景下，各国央行意识到美元的风险，开始多样化外汇储备资产构成，而亚洲则是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尤以为甚。

　　亚洲国家该如何进行货币合作，如何逐步沟通货币政策以求得互相谅解，共同维护区域间的汇率稳定，单一亚洲货币是否可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在北大专程采访了黑田先生。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你一直强调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加强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而这样的合作越来越需要亚洲货币间的合作。在你看来，在单一亚洲货币出现之前，亚洲货币间应该如何合作？

　　黑田东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方面形成了共识，在促进区域金融合作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由于亚洲经济依赖性在加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反应互相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彼此的信任和合作越来越重要，而亚洲货币间的合作不仅带来双边利益，还将给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货币合作道路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向和取舍？

　　黑田东彦：首先，要加强和改善亚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并确保跨境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更加容易，目前我们所要鼓励的是建立区域间的协调网络(network)，保护资本自由流动，这是货币和汇率合作的前提；

　　其次需要加强亚洲国家的金融合作，扩大和完善类似《清迈协议》这样的、已经存在的金融合作，加强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巩固区域金融安全机制，还要促进发展亚洲的债券市场以及区域证券市场等金融合作网络；

　　其后，才能过渡到更加宏观(macro)意义上的政策合作，包括货币政策合作等。政策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对话机制，建立起识别和解决区域金融潜在问题的应对机制等。还要加强汇率政策的沟通，让亚洲各国相互理解彼此的汇率政策，并及时交换信息；

　　最后才是全方位(full-range)的汇率合作，以减少区域间的汇率波动影响，实现本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财经日报》：欧元出来后，亚元的呼声也很高？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黑田东彦：欧洲国家的历史发展和地缘政治，是欧元得以诞生的一个主要基础，但即使是这样，欧元的产生也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亚洲的情况不同，亚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基础等差异较大，经济发展速度各不相同，我认为至少在中期来看，期望单一亚元的出现是不现实的。

　　但是这样的单一货币将有助于稳定亚洲区域间的汇率波动，极大地有益于彼此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也许我们要等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去实质性地探讨亚元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中国目前的汇率政策，你怎么看？在亚洲货币合作进程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黑田东彦：中国目前实行的汇率政策是否更改，取决于中国政府。我个人的建议是，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更宽松些，但不是说浮动汇率制度好，而是因为过紧的汇率会给整个经济政策的制订带来一些麻烦。

　　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政策的改变不取决于包括G7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已经成长为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关键成员。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在融入世界经济方面的努力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经济所取得成绩是壮观的：1980年到2004年，实际GDP平均每年增长9.5%，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5.3%。

　　按可比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也是第四大贸易国。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重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