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振华　北京报道

　　余永定担心，随着FDI流入的增加，投资收益迟早会快速的汇出，以至于即便中国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也难保国际收支的平衡。“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中国离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为期不远了”。

　　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中国几乎是利用FDI(外商直接投资)最成功的国家，至少过去的25年可以这么说。25年前，中国开始迈向开放经济体的道路，那时他对这个世界充满陌生和惊奇。现在，走到中国城市的街头，你几乎能找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著名的品牌，包括汽车和女人用的稀奇古怪的化妆品，更重要的是，它的标签上多半会打上“MADE　IN　CHINA”的字样。

　　这些产品都是由分布在上海、东莞、吴江甚至是某一个乡镇的合资或外商独资公司制造，它的数量在2004年达到了40万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中国已经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达到了5600亿美元，而且这一数量还在飞速增长。

　　FDI与中国资本效率损失

　　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亚洲各国甚至充满了艳羡的目光，资本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个稀缺的商品，它不仅对越南、缅甸、印度是如此，对韩国和日本也同样如此。

　　因此，当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重思中国FDI政策的时候，你一定想到越南在一旁“窃喜”，这个后起的国家正把中国作为“老师”，复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展开双臂拥抱FDI这个“可爱的精灵”。

　　但一些情况的确并不比想象的更为美好。FDI并不是跨国公司的CEO们陈词滥调重复无数遍的“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乃是本性，对中国岂能例外？

　　有关FDI的投资收益率，没有人能给出最确切的数字。但蜂拥进入电力、化工、能源的产业巨头们仍享用暴利时代确是事实，法国电力在中国拥有两家发电站，西门子取得了中部地区的一些企业电力股权，“他们的资本回报率可高达30％甚至100％。”一位大唐电力的人员说。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政所)博士，他说，根据FDI企业上报的税务资料，2003年FDI的利润统计为200多亿美元，存量FDI当年大约为2500亿美元，简单的算术可以计算，FDI的投资收益率可能在8％－10％之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也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得出投资收益率大约是10％，美国商业周刊给出的数字更高，为13％－14％。

　　但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能忽略不计，那就是许多跨国企业正通过转移定价故意削减投资的收益率，以逃避在投资国的税收，这是全世界都公开的秘密。问题是，这部分转移定价究竟带走了多少利润，没有人能做出最翔实的计算，但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50％。那么，FDI的投资收益率至少也有10％以上了。

　　FDI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这都转化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2004年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5145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资本项目下的盈余，也就是FDI的贡献。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考察流入资本的效率问题，这当然要看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了。不过，中国央行和外管局从来没有公布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但一些经济学家可以从储备投资的结构估算这部分的收益。余永定，社科院世经政所的所长，他认为，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部分收益率大约为3％左右。而社科院金融所的一些经济学家则综合估计外汇储备多种投资结构，得出的投资收益为3.5％左右。

　　但无论如何，FDI投资收益率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也要相差近7个百分点，“投资的效率肯定发生了重大的损失”，姚枝仲说。

　　余永定此前发表论文指出，在十几万亿国内储蓄没有得到有效应用的情况下，中国既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又保持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FDI，借入了1500亿美元的外债，但却无法给引入的资金找到出路，只能投资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这反映了中国市场的扭曲”。

　　FDI会带来国际收支危机吗？

　　那么再进一步推理，这么多的投资终究是要形成利润汇出中国的，那么FDI会带来国际收支危机吗？

　　这是多么危险的命题。提出这个命题多半会令人联想到20年前的拉美国家。1960年代一度兴起的“发展主义”理论思潮，在TNCs(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推动下，在拉美地区深入人心。既能增加当地储蓄，提高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又能缓解外汇约束，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还能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买卖了。但不久，这个地区就发生了“灾难性的后果”，FDI简直成了“强盗和嗜血成性的鳄鱼”。

　　中国果真会重蹈拉美覆辙？至少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愿意这么讲，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多次在公开场合“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担心，隆鑫集团董事局主席尹明善也充满忧虑，原因是在零售领域和制造领域，外资不断涌入正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更让他们恼火的是他们竟然处于政策的不平等地位。

　　不过多数政府的官员则认为那是“杞人忧天”，这可以轻易寻找到证据。

　　2002年，中国吸引FDI达527亿美元，同时撤回的FDI有34亿美元，净流入中有171亿美元是以设备作为投资。另外，当年外商资本获得的投资收益中有94亿美元用于再投资，利润回流使FDI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降为238亿美元。

　　同时，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699亿美元，除投资用设备以外的进口为1431亿美元，对外支付的特许费和专利使用费31亿美元，净出口高达237亿美元。如果假设外商投资部分占到50％(117亿美元)，那么FDI造成的国际收支顺差也有350多亿美元了。

　　这么高的顺差，FDI会造成国际收支危机的担心多余了吧？这与拉美有可比性吗？

　　但研究结果发现，这种短期的数据得到的结论可能失之草率和简单。

　　余永定、姚枝仲和何帆，世经政所的三位研究人员作出的研究并不令人太过于乐观。

　　从东道国来讲，FDI实质亦为一种融资方式，FDI所得到的利润可被视为借款利率，如果新的FDI流入大于当期利润流出，可获得净资本流入，否则为外汇流出。

　　“那么，短期内FDI保持高速增长，并超过资本利润率从而使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是可能的，但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姚枝仲说，“一旦FDI收益增长率下降到利润率以下，则必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并且累积的FDI存量越高，流出的利润会越大，带来的国际收支逆差会越大。”

　　余永定认为，即使按照FDI10％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其利润也为400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存量的FDI投资大约为3500亿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把利润汇回本国，要保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就必须保持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那时连购买美国国债取得微薄的收益的实力也没有了”。但目前为止，这一境况没有发生，FDI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国内用于再投资了，2002年汇出的投资收益只有84亿美元(余永定认为是150亿美元)。

　　中国FDI还有特殊之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FDI净效应逆差的情况。“原因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主要为出口导向型。”姚枝仲说。至少从1998年后，外资企业的净出口大于利润的净回流和资本的撤出，保证了FDI对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净效应。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姚说，“越来越多的投资不再是出口导向型。”包括三星电子、LG、SONY、壳牌石油、杜邦化工等都在改变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正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这些企业很少出口，甚至不再出口，却要大量地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引进专有技术。

　　“这种状况完全可能使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净效应不再为顺差，甚至是逆差不断扩大。”姚博士说。另外，中国对FDI的选择似乎也加剧了这种趋势，劳动密集型外资正是创造出口的生力军，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在降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创造进口，正被鼓励。

　　余永定担心，随着FDI流入的增加，投资收益迟早会快速的汇出，以至于即便中国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也难保国际收支的平衡。“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中国离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为期不远了。”

　　但，余永定和姚枝仲也指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无论如何，“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不可持续，应尽早向平衡发展的战略过渡。”他们建议。

　　FDI的效果悖论

　　经济学家一个通常的看法是，吸引FDI流入的目标是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制造领域FDI的资本存量为26％－27％，汽车大约为15％左右，最高的IT行业可能占到了60％－70％。

　　但FDI的投资正迅速渗透到各个领域，法国电力在管制的发电站领域取得了两个电站的控股权，更多的外资正寻找机会进入这一丰厚回报的领域。

　　英美烟草也欲重返中国市场，他正四处游说中国高级政府官员，渴望获得准入执照。帝国烟草(Imperial　Tobacco)和加拉赫(Gallaher)早已与中国的国有烟草公司签订了许可证协议，获准在中国建立烟草工厂，蠢蠢而动。

　　但这些行业似乎并不是所希望的，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到底哪些FDI应该鼓励进入，哪些应该被限制，特别是本轮宏观调控出现的FDI与产业政策的悖谬。

　　另一个问题值得重视，世经政所的宋泓博士说，作为一个大国，当然要以民族企业为主体，吸引外资目的是培育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这多少有点经济民族主义。“但引进FDI要与当地的企业能力相适应，“如果开放得过快，跨国公司的实力或竞争力远远超过当地企业，国家的产业受到挑战，可能会转到依附的发展模式。”

　　他认为，最理想的企业和产业之间的支持机制应该是：外资企业出口赚汇支持国内的进口替代；外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向支持国内企业在资本、技术或者两个方面进口替代，以此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

　　但现实令人沮丧，国内企业在1981－2003年间，共向国家贡献了2830亿美元的储备，其中国有企业创汇2404亿美元，其他民营的国内企业创汇426亿美元，而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平衡是－665亿美元。

　　“实际上，在支持机制上是国内企业支持外资企业的进口替代，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上的替代。”宋泓说。

　　那么是不是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装备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呢，不需要外汇的支持呢？他的研究发现，在机械、电力、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达到国际先进装备水平的几乎没有达到10％的比例。

　　原因在于“改革的窘境”，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只鼓励利用现有设备出口创汇，却又不能大胆、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的更新。而对于私营或民营经济发展犹犹豫豫，国家政策没有进行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进口用汇安排困难，宋泓说。

　　中国经济内在机制的运行不畅，使FDI的投资成为最大的受惠者，国企改革同时，没有大张旗鼓支持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用在了吸引外资。同时对外资的一些优惠政策加大了外资和国内企业的行为差别。

　　宋泓担心，长期如此将使中国经济“三资企业化”，使整体经济出现方向性偏差和阻隔。造成外汇储备的越积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愈来愈大，从而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出口品价格提高，被迫进行结构的调整。

　　“因此应疏通自立型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宋泓说，“尽快化解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用得到的外汇给予一定的强度和规模支持国内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