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许多富豪引人注目的财富积累过程，往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特别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成为这些富豪拓展财富过程中所必须借助。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能够保证内部管理人员和信贷人员的专业水准和廉洁自律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成熟市场的商业银行，往往特别注意审批知名人士或者是通常人们心目中所谓“富豪”申请的贷款，这就是所谓“name lendin g”，因为公众掌握的往往可能是局部和片面的，甚至是夸大其偿还能力的信息。

　　但是国内的银行在一家银行给予知名人士以高额贷款之后，往往容易成为其他银行争相贷款的理由之一，对于该公司的偿还能力则很少注意。同一地区之间的银行对同一客户的贷款信息缺乏沟通，不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就更为缺乏，这就为骗贷的企业提供了在不同地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套取贷款的机会。

　　目前贷款权限的分布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激励约束机制则在激励不足约束过度时使信贷人员选择消极怠工，而在激励过分约束不足时则会容易选择铤而走险。同时，信贷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所谓信贷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度等，使得对责任的追究无从着手。

　　反观“问题富豪”案，如果商业银行内部权力责任和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话，那么，这一笔贷款出现问题就能够十分轻松地追查到责任人，根本无须长时间的所谓调查。

　　据分析，有的企业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往往会借助关联企业之间互开增值税发票，在此基础上通过没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商业承兑汇票制造现金流，配合营业额的增加，使得银行用通常的信贷分析指标来看该企业具有较强的信贷偿还能力。有了这些从通常的银行信贷分析指标看表现良好的数据，倾向于骗贷的一切企业会通过不同关联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向银行贷款，借出大量银行资金。此时，如果这家公司控制了上市公司，则可能调动大量资金炒作自己旗下的股票，然后将家族企业内的资产以高价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将抽水得来的资金偿还银行的部分贷款，增大银行对于巨额贷款偿还能力的信心。

　　在上述骗贷的种种环节上，如果银行仅仅根据静态的财务数据进行风险识别，那么，被刻意操纵的财务数据能够使得申请贷款的公司具有很强的贷款偿还能力，从而误导贷款的决策。其中反映的问题在于，银行信贷风险的识别需要建立在对客户信息深入全面的了解之上，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信贷经理应当比公司的财务总监还更为了解公司的实际财务运作，信贷经理不仅应当具备财务知识、信贷知识，还应当具备对于企业管理的知识、不同产业的了解等。

　　除此之外，如果有中介机构配合做假账，如果有内部信贷人员配合这些动机不良的企业一起骗贷，那么，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第一关———风险识别方面，旨在骗贷的企业就能够很容易地绕过相关制度的约束了。绕过了第一关，实际上已经为不良贷款留下了隐患。

　　一家企业，如果其出发点在于骗取银行贷款，那么，即使他开始向银行申请时提交的数据可能是有意误导的，但如果银行的信贷经理能够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及时动态地跟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动，是不难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骗局和陷阱的。银行的信贷在这个环节出现问题，要么是信贷人员有意为之，要么是银行信贷经理确实过于缺乏对企业风险的持续监督，因而至少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职。

　　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的利率管制使得银行可能进行的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变得无从着手。这样也为银行信贷人员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因为贷款利率的管制产生了租金，而贷款的风险上升也不能反映在银行获取的贷款利率的上升，反而反映在贷款产生的租金的上升，因此，利率管制往往成为诱使银行信贷人员寻租的一个外在的制度原因。

　　从“问题富豪”案的具体情况看，当前银行在信贷风险的控制和调整过程中还应当关注集团客户的贷款规模控制问题。为了扩大整个集团客户的融资能力，掌控整个集团客户的人士往往会动员子公司及其不同层级的下属公司到银行借款，从而放大整个集团客户的借款能力，这种放大之后的借款能力往往超过整个集团客户的实际偿还能力。这就涉及到客户授信整体风险的控制，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单笔授信的管理方面。

　　而一旦问题爆发，就可能通过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散到不同的领域，进而可能加大银行贷款的风险。据报道，与周正毅所持有的农凯集团有关的香港及中国大陆上市的5家上市公司，已经受到涉及而停牌或是股价大跌。在香港上市的上海商贸控股和上海地产控股在那时估计总亏损高达5．49亿美元；在内地沪深两市的3家上市公司———徐工科技、大鸟股份、海盈发展，流通市值一周内缩水超过人民币16亿元。周正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富友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19．96％的股份，为富友证券第一大股东，日前其业务也被中信证券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