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第三季度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金额9月末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1万亿元，由此，再次引发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储蓄分流献计献策。实际上，高额储蓄分流只是国有银行存差问题的一个衍生品，有了存差问题才会有分流问题。

　　很明显，讨论银行存差问题必须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此乃国家、居民、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四方博弈。在这里，我们主要基于居民和银行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居民的博弈。居民收入的增加无疑是储蓄增加的基本原因，而居民投资渠道的狭窄则是这一事实的促成因素。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不稳定预期也会造成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小，也就是说，会造成边际储蓄倾向的增加。但是，国有银行本身存在的经营风险为什么没有起到阻碍储蓄的作用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国家以不可分的声誉入股银行，从而和居民形成了奇妙的资本联盟。自然而然，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居民储蓄高增长。

　　其次分析银行的博弈。国家通过“行政压力”要求国有银行减少不良贷款，而国家之所以这么做又是迫于“市场压力”，因为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就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这一机制作用的结果就是国有银行想方设法迎合“行政压力”和“市场压力”的双重需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银行的客户也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低（虽然竞争效应导致其效率也在提高），所以国有银行所拥有的国有企业的信息价值在不断降低，换句话说，国有银行的信息租金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相关信息又不能有效传递到国有银行（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银行“惜贷”。

　　基于居民的博弈和基于银行的博弈，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国有银行存差问题，而这一问题必然引发高额储蓄如何分流的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实中是如何解决这一困境的，因为现实中的制度安排往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就像历史一样，现实也是一面镜子。

　　中国目前已经出现投资性经济过热，至少是局部出现了这种苗头，而这一轮投资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银行信贷，或者说，银行利用地方政府声誉发放贷款。因此这一解决银行存差问题的方法带有明显的市场与计划手段相混合的痕迹。

　　当民营企业的信用等级没有达到一定的层次（不能有效对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时，必定会形成一些替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些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很高的试错成本，而且很可能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换句话说，渐进式改革的市场化速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快。这和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的道理如出一辙。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的效率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比较制度的分析是重要的。正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大师奥利弗·威廉姆森所言，选择是在可替代的方案之间作出的，假如按照无摩擦的理想标准来评价的话，所有选择方案都是“有缺陷的”。

　　破解国有银行存差谜团，解决高额储蓄分流问题，更进一步说，解决融资困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需要多方在博弈中形成互动机制，并基于此演化出低成本的对付信息不对称的有效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形成过渡性的或临时性的制度设计，同时，这种制度设计本身也可以成为被改革的对象。